巫鸿：《时间的纪念碑性：大钟，鼓楼，西式钟楼》（2003）

西安，60年代，航拍

时间的纪念碑性：大钟，鼓楼，西式钟楼

Monumentality of Time: Giant Clocks, the Drum Tower, the Clock Tower

作者：巫鸿（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Monumentality of Time: Giant Clocks, the Drum Tower, the Clock Tower,” in Robert S. Nelson and Margaret Olin, eds., Monuments and Memory: Made and Unmad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p. 107-32.

本文研究校准、展示时间的两个核心问题，一为计时和报时的关系，二为给校准、展示时间带来便利的处所和器械。在我研究的这段中国历史中，公共时间的观念与纪念碑性的理念密切相关。大钟被制造出来以使政治权力合法化，城市中央的宏伟建筑把时间通报给全体民众。无论深宫内院或大庭广众，这些计时器和建筑物都为国家带来秩序，构建起不同的空间与身份。

本文探讨三种机械/建筑结构——鼓楼（通常与钟楼遥相呼应）、西式钟楼和大钟，代表不同的技术制度、空间概念和政治权力。

译注：原文中的clock tower译作西式钟楼，bell tower译作钟楼。

巨型计时器一直被中国帝王用来作为统一的时间/空间的政治控制的象征。它们安装在宫殿里，与集市的鼓楼的报时装置构成传统中国首都的两个中心。鉴于其政府隶属关系和公共角色，鼓楼在维护帝王统治和塑造共同体方面起重要作用。它的纪念碑性源自建筑和声音。它的意义因官方铭文和私人传记而变得具体。

20世纪初，当鼓楼消于沉寂，西式钟楼取而代之时，一种新的纪念碑性出现了，这种新的纪念碑性与中国从一个传统帝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历史时间性息息相关。

南通，西式钟楼和谯楼（鼓楼）

传统中国的计时与报时

如果说到公共报时就想到伦敦国会大厦外的“大本钟”，那么会很难区分“报时”和“计时”，因为“大本钟”自动走时，自动敲钟，兼备“报时”和“计时”的职责。

但在古代中国的制度中，“报时”和“计时”是不同地方两套设备完成的。

“计时”靠计时学（horology）和天文学（astronomy），这样政府能校准季节、月份、日期和时间。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Joseph Needham（李约瑟）反复强调计时对中国皇帝的政治意义。Hellmut Wilhelm（卫德明）认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和计时学是神职人员的秘密科学。

“报时” 把标准化的官方时间传递给民众。报时的主要器械是鼓楼（有时也需钟楼配合）。鼓楼不是“计时器”，因为它不计算时间，也不记录时间的流逝。鼓楼只有在特定时刻，把官方计时器的信号放大并传递给民众的时候，才被激活。因此，鼓楼展现给民众的不是持续、均匀、单向的时间运动，而是一份计划运行和重复发生的事件的官方时间表。

因此，计时和报时都是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前者控制知识，后者控制民众。这两种控制的处所不同。计时是一种秘密科学，在封闭的帝制内进行；报时是“公开的”，必须在开放的社会空间进行。两种处所和它们意味的两种政治控制，都与中国古代不同的纪念碑性理念和传统相关。

北京，鼓楼，1917年

我在别处说过，中国史前和古代早期都没有纪念碑建筑。与其他早期文明中发现的巨型纪念碑相比，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的中国“纪念碑”属于一类特殊的物品——礼器。

这些玉雕和青铜祭祀器物凝聚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耗费了大量人力。虽然有些礼器尺寸夸张，但它们仍便携，并和它们的实用原型有类型学联系。出于政治和心理上的重要性而非它们的外表和实际重量，这些器物被称为“重器”。它们从未打算主宰民众的视野，它们是贵族的神圣财产，只有贵族在特殊的仪式场合才接触得到。

这种艺术/建筑传统背后隐藏着一个政治信条，那就是只有保密才能维持权力。

即使在帝国时代建筑纪念碑日益流行之后，这一传统也从未消失。高耸的建筑和巨大的雕像被建造来庆祝一个经久不衰的政治或宗教制度，山形陵寝使统治者永垂不朽。

纵观中国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0世纪初的帝王史，两个象征性艺术和建筑的传统，一个隐蔽权力，另一个展示权力，它们共同构建了日益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空间。一旦我们把“计时”和“报时”与这种艺术/建筑背景联系起来，就可以研究计时和报时的空间概念、结构和设备。

“计时”一直被用来界定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为此而制造的器械是一种“礼器”。三千年来，中国的政治理论一直认为，时空和谐是统一国家统治的基础。这种思想在《尚书》中就已根深蒂固。《尚书》开篇〈尧典〉记载，尧建立了一套系统来“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在这个系统中，时间是从世界的四个尽头孕育出来的，这位神话时代的帝王因此确定自己在这个时空结构的中心。

公元前3世纪左右，时间、空间和政治权力的三角关系变得复杂而多变。一种叫“月令”的新历法模式被转换为建筑形式“明堂”。“明堂”也许是古代中国最复杂的帝王礼仪建筑。这座建筑顶部有一个“通天屋”。在大厅主层，四面12个房间对应12个月，围绕着中央房间屹立不倒。

上图：公元3年王莽（45 BC-23 AD）计划在今西安附近重建的明堂。下图：明堂的12个房间以及12个月间帝王所处的位置。

帝王把静止的空间连接成时间/空间的连续体。他在“阳气”上升的东北角第一个房间开启一年，然后顺时针穿过大厅，每个月住对的房间，穿戴对的颜色，吃对的食物，听对的音乐，祭祀对的神灵，处理对的国家事务。

据说，帝王与天地的同步运动将确保他的统治与宇宙之间的和谐。他把自己变成一个巨大计时装置的移动指针，实现了仪式性建筑的象征意义，是宇宙秩序的体现。有了这样的意义，明堂和相关仪式性结构就成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处所，用以存放新型计时器，表记时间的划分。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机械钟”就是这样一种新型计时器，它是7世纪时由中国南方的一位工匠设计的一部“十二双时轮”机械。这项发明在公元692年被上供给武曌。这位中国历史唯一的女皇帝没有把它用于任何实际用途，而是把它安放在“明堂”旁的“天堂”里，以昭显她那来自天的命令。

唐朝的例子说明古代中国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各种先进的计时器——包括一些极其复杂的水动力钟在皇室的庇护下发明出来，象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

水动力钟的典范是苏颂（1020-1101）在1088年完成的“水运仪象台”。这座“纪念碑式计时器”由一个巨大的水轮驱动，高12余米，再现了日、月、星（“三光”）的运动，对历法和占星意义重大。随着天地运动，小人模型按一定速率旋转，报“时”、“刻”（每刻为14分24秒）。

苏颂“水运仪象台”复原图，John Christiansen绘制，来自Joseph Needham著《传统中国的科学》（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据《元史》记载，1262年，在忽必烈的蒙古宫廷做事的郭守敬（1231-1316）制造完成“宝山漏”，这个水力驱动的计时器高达21余米，装点有日月，还有能张嘴转眼的龙、会动的神灵和动物，伴以铃、鼓、锣声。

对科学史家来说，这些水力驱动计时器的记载很有价值，因为它们是当时最先进的计时器。但对艺术史家来说，这些记载揭示出对视觉奇观的明显渴望。它们有非凡的尺寸、自动机械和华丽装饰，犹如寰宇的戏台，而不单单是科学器械。

这种欲望背后是什么？为什么这些计时器必须如此巨大而壮观？

它们不仅有作为计时器和宇宙模型的实用功能，甚至不只是“天人合一”的政治象征。夸张的尺寸、精巧的技术和视觉的独创性使人们确信帝国主人的非凡，只有他们才配拥有这些迷人而壮观的物品。

的确，在中国整个帝制时代，我们都能找到大钟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即使在17世纪和18世纪，当传教士将欧洲机械钟传入中国时，这些新器械也很快融入了古老的传统。巨大的西式钟被制造出来放在御座边，今天参观故宫的游客仍然可以在交泰殿的御座旁看到这部钟。

通过展示以下两组物品，交泰殿正厅实现其作为皇权关系的意义。第一组是25个装在金盒中的玉玺。第二组是御座两侧的大钟，一侧是铜壶滴漏，另一侧是西式机械自鸣钟。

两个钟放在这里是出于象征性原因而非实用性原因。正如《尧典》和明堂的作用，帝王通过控制时间的知识来内化宇宙的固有运动。那么，帝王就可以不用武力统治世界。正如交泰殿正厅匾额书“无为”二字，这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哲学。

交泰殿内景。左为大自鸣钟，右为铜壶滴漏。

故宫交泰殿，铜壶滴漏和大自鸣钟

交泰殿自鸣钟《皇朝礼器图式》（1766年，197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

***

比起古汉语文本中对计时技术与哲学的充分讨论，公共报时的记载少之又少，原因很简单——古代中国的报时几乎不涉及技术革新和哲学思考。最早对报时的记载见于儒家学者蔡邕（133-192）公元1世纪末的文本，他用三两句话就总结了公共报时的基本技术、安排和功能：“鼓以动众，钟以止众。夜漏尽，鼓鸣即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也。”（《独断》）

接下来的1700多年改变的只是鼓和钟的放置——摆放这些器械的建筑和它们在城中的位置。鼓楼和钟凭借塔楼形象、中心位置、精巧的建筑形式和公共功能宣誓着它们的纪念碑性。

蔡邕的话表明，在公元3世纪前，鼓楼和钟楼建造在住宅区或邻近住宅区的地方，以便向民众报时。新出土的公元2世纪的墓室壁画为这种论点提供了直观的证据。画上，一座高塔（阙）立于住宅建筑群（堡或镇）中，塔上唯一可见的物件是红色大鼓。

河北安平墓室壁画中的鼓楼

早年，报时也发生在市集，而市集通常建在政府管理单位“市楼”附近。

上述两种传统（在住宅区报时和在市集报时）延续至后汉。据说，西晋（263-317）洛阳建有一著名市集：“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也许到了唐代，一种中央的报时制度才在诸如都城长安这样的大城市建立起来。我们不仅能从当时的官方文献和游记中了解到这一情况，而且这种制度的建立与基于封闭住宅区的城市规划——“里”或“坊”息息相关。

在唐以前，政治家和管理者认识到，公共报时对村庄、城镇的守卫意义重大。但这种观念直到唐代才被应用到整座城市。

长安是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也是一座规划过的城市，几乎完美对称地分布在方形网格上。外城城墙厚约3米至4.5米，高10余米，南北约8公里，东西约9.6公里。皇城位于这个巨大矩形的北部中央，108个居住区（坊）整齐布置在皇宫和政府机关的东、南、西三侧。每个居住区都是矩形，矩形的四边对应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每侧设有大门，黎明时开门，黄昏时闭门。

决定门开闭的是皇城的声音信号。因为仍然没有独立的鼓楼，所以这种信号是从皇城南门承天门发出的。

636年之前，承天门上方的鼓在黄昏和黎明响起。鼓声后，骑马的守卫在街上叫喊，让人们关闭或打开坊门。636年，唐太宗的监察御史马周（601-648）发起了一项改革，在每条街道都放鼓（官街鼓），以放大皇城信号。同时，守卫将职责集中在夜间巡逻上。据《新唐书》记载：“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

该制度的特殊功能是便于夜间宵禁。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它完全实现了政府对中国城市公共时间的监管。虽然在市场和佛教寺庙的钟鼓声仍然在固定的时刻响起，但它们的作用是特定的、地方性的。另一方面，政府的鼓声在早晚响起，把时间信号从宫殿传到每条街道来控制整个首都和全体居民。

以上A、B、C三图分别为（唐）长安、（元）大都和（明清）北京，D标出了鼓楼所在位置。

然而，到了宋代，里坊制衰落并最终崩溃。首都越来越多的住宅和商店把门直接开向街道，并且有了蓬勃的夜生活。最终，宵禁和“官街鼓”都废除了，寺庙承担起晨钟暮鼓的职责。

莫高窟第146窟，五代，寺院钟

然而，宋朝的这一遗产又被随后的元朝击破。元朝采取了振兴唐朝集中计时制度的举措。

金代于12世纪初由女真建立，很快成为中国北方的主要军事力量，并于1126年占领了北宋都城开封。金朝统治者追求的营造目的——无论是在这个被征服的城市（“南都”开封），还是在首都中都（今北京），都显示出对唐朝城市设计的有意识回归。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中都，一座鼓楼和一座钟楼分立皇城南门两侧。重新实行宵禁。在黄昏和黎明时分，这两座三层塔楼发出时间信号。

比起唐代，金代更进一步，南都开封将钟楼和鼓楼从宫内迁到宫外，靠近城市的主要商业区，在城市的主要水陆交通路线交汇处。中都和开封的鼓楼叫作“武楼”，配套的钟楼叫“文楼”。元朝沿用了这两个名字，也把钟鼓楼建在都城中心，周围有许多商住户。

毫无疑问，元代沿袭了金代的报时制度和相应的城市建筑设计。当马可波罗行至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时，他发现钟鼓楼上的鼓声和钟声每天晚上都会敲响，宣告宵禁的开始。只有在非常情有可咎的情况下才允许民众上街。三四十人的骑兵部队在城中巡逻，逮捕任何违反法律的人，违法者会被棍棒殴打。

鼓楼和钟楼位于元大都的中心位置，为当时和后来的中国城市建设提供了蓝图。即使在今天，相当多的老城市和城镇仍然保留着中心十字路口的鼓楼和/或钟楼。同样的模式也被北京明清时期的设计者采用，他们用新的结构取代了元代的钟鼓楼。

另一方面，虽然北京的鼓楼和钟楼经过多次重建，越来越高，但这些建筑的计时方法仍然过时，甚至退化。在元明时期，驻扎在这里的官员们仍然使用一首老式的铜壶滴漏来确定敲鼓敲钟的时刻。清朝人用“香钟”来达到这个目的。这种计时器是通过将香粉压缩在金属模板中，形成复杂的花饰，形似印上的字符。烧香时，香会跟随痕迹来标记时间。在帝制中国的最后三百年里，北京的鼓楼和钟楼就是用这种简陋的设备来校准公众报时的。

与安放在御座旁的钟表不同，钟鼓楼与最先进的钟表制造技术毫无关系。相反，正如我将在下一节中展示的那样，它们的力量在于它们无声的形象和无形的声音，这两个分裂的特征将钟鼓楼与都城不同的社会领域联系起来。

北京的鼓楼和钟楼

中国建筑史家习惯从二维平面图来研究北京老城。因此，这座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讨论。在明清两代（1368-1911）的五个半世纪里，鼓楼和钟楼是北京中轴线上最高的两座建筑，比皇帝的大殿太和殿高出20多米。

北京，1948年，鼓楼

但钟鼓楼和太和殿的真正区别不在于高度，而在于它的“可见性”。太和殿隐藏在紫禁城的层层包围内，鼓楼和钟楼则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中。事实上，鼓楼和钟楼是明清所有皇家建筑中仅有的“公共古迹”。 即使在今天，它们耸立在周围的商业和住宅楼之上，给人一种强烈的“建筑纪念碑性”的印象。

鼓楼和钟楼是各种文学作品的主题，包括官方文献、纪念碑文、政府档案、游记、回忆录和民间故事。然而，查看这些文献后我们发现，私人回忆录和民间故事几乎没有提到这些建筑的宏伟形象，反而对声音强烈敏感——来自二十四面鼓和一座钟。相比之下，官方文献和碑文很少提到声音，而是更多地关注两座建筑的宇宙学意义和政治象征意义。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这种差异意味着什么。最简单但或许最可靠的答案是，官方文献是由建造塔楼的人写的，目的是操演他们对公共报时的控制，但回忆录和民间故事是由那些日常生活中直接受到钟鼓楼发出声音影响的人创作的。不同内容和侧重点表明了两座建筑的意义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

例如，我找到对鼓声节奏的唯一描述来自老北京的一句俗话：“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

有一个著名的北京民间故事是由钟声引发的，很奇特。它讲述了永乐皇帝在15世纪初下令铸造新钟时，铸造师傅一再未能完美造成。皇帝勃然大怒，威胁要惩罚这个无能的人。铸造师傅的女儿听说了这件事。为了救父亲的命，她跳进了熔有金属的巨大模具中，从而使自己成为钟的永久组成部分。她父亲不顾一切地抓她，但只抓住了她的一只鞋。这一次，钟铸造得非常完美。但自那时起，在北京人的耳朵里，钟就发出了“鞋”的声音，就好像每当钟声响起，这个女孩就在寻找她丢失的个人物品。

北京，钟楼

我以这些记载和故事开始讨论钟鼓楼，而不是用皇帝的法令或政府文献，因为这些非官方文献保留了它们“消失的一面”，这很容易被历史研究忽视。这两座建筑虽然在物理上完好无损，但现在完全沉默。对现代观察者来说，它们的意义似乎完全取决于形状和装饰。

换句话说，听觉消失了，视觉方面成为历史意义的最明显证据。诚然，作为艺术史学家或建筑史学家，我们可以愉快地观察和分析钟鼓楼的建筑特征，也可以根据记录它们反复建造和修复的档案来重建它们的历史。

当我们意识到鼓楼已息，没有了生命力时，我们就会想起这种缺失。

要理解它们的历史纪念碑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它们的物理属性和档案记录，还必须尝试复活——“倾听”消失的声音，想象这种声音激活的社会互动和空间转换。

其次，我们复活这种消失的声音的唯一方法是激活“历史听众”的记忆，也就是我们在个人回忆录和民间故事中发现的普通北京人的记忆。

很难找到比回忆起消失的声音更好的隐喻。但是，鼓楼和钟楼发出的声音是特殊的，也是不朽的。这种声音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支配着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

***

鼓楼由忽必烈汗于1272年在大都城始建，后经多次重建和修缮。现在的形式和位置基本保留了明初鼓楼的形式和位置，是永乐皇帝于1421年将宫廷迁到这座北方城市之前命令修建的。鼓楼高46.7米，占地7000平方米，是一座宏伟的木结构建筑，除绿色的屋顶瓦片和重檐下的蓝色装饰带外，其余全部涂成朱红色。

鼓楼下层是用厚砖墙重新加固的高大基座，将上层提升到离地面30米的高度，老北京城就在脚下。上层的巨大房间里原先放着24面鼓，每面鼓直径为1.5米，蒙牛皮鼓面。现如今除了一个鼓以外，所有原来的鼓都已经消失，铜壶滴漏和其他御用官员用来测定击鼓时间的计时器也都消失了。

钟楼矗立在鼓楼北面不远处。这座钟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早期（忽必烈建造的钟楼要再往东一点，现已不存）。和鼓楼不同，钟楼在1745年改建为砖石结构，这是清朝乾隆皇帝在原来的木结构钟楼被火烧毁后做出的决定。乾隆还为重建钟楼立碑，题《御制重建钟楼碑记》。

乾隆是一位以爱好艺术鉴赏而闻名的统治者。他重新设计钟楼，有可能也是出于审美和象征意义的考虑。新钟楼建筑外观沉稳典雅，与华美的鼓楼既矛盾又互补。

北京，钟鼓楼

鼓楼浩浩荡荡，气势磅礴，钟楼修长优雅，高47.9米，甚至比鼓楼还高。鼓楼是阳刚之气，钟楼是阴柔之气。和鼓楼一样，钟楼也是两层建筑，第一层也是一个高大的基座，第二层中央露天穹窿悬挂着一口高5.5米、重6.3吨的巨大铜钟。

钟楼第二层四面敞开，没有阻隔。鼓楼第二层四周有门，但平时打鼓时门敞开，鼓声可以传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鸣钟鼓的安排如下：

每日戌时（约19:00）敲24面鼓，再击铜钟。如老话说的那样，节奏上快、慢、中速各18下，重复一次，共108拍。随着钟鼓声响，北京内城九座城门的御林军分别敲响了城门楼上的罄和钟。内城所有城门逐一关闭，街门关闭，各家门上锁。

寅时（约5:00）重复以上，夜晚结束，城市醒来。一轮钟鼓声响，城门缓缓打开，集市接客，高官上朝。

戌时至寅时间（19:00-5:00），钟楼沉默不响，鼓楼报夜间时间。这在现代人看来很奇怪，为什么要在北京居民应该呆在家里睡觉的时候向他们报时？

要理解这个看似怪异的习俗，就是要理解鼓楼和钟楼的工作原理，乃至于理解前现代中国的主要公共报时制度。我在上一节中已经对这一制度的历史进行了考察，这里所讨论的北京例子可以让我们总结该制度的两个基本作用。

首先，钟鼓和鸣激活北京城门——不仅是主城门，而是所有城门来控制城市空间和活动。其中一种在今天北京已不复存在的门叫“街门”，共1219个，将城市交通线分成几个相互隔离的短小路段。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几位成员在他们的报告和回忆录中都提到了这种门。马戛尔尼伯爵自己写道：“晚上所有街道两头都被路障封闭起来，而且在路障之间有警卫不断巡逻。”

北京城门的统一开合意味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日常转变。当所有城门随着晚间的钟鼓声而关闭时，不仅城墙与外部隔绝，而且城内所有的城墙空间——宫殿、办公场所、市场、寺庙和私人住宅——都变成了封闭和分离的单位。传统的北京城就这样每天经历着仪式化的休眠，而每一个不活动的时期都被鼓声和钟声所定格和强化。

这种公共报时的主要作用是标记宵禁的开始和结束，而公共报时的第二种作用则是将每一个夜晚标为五等分（五更），供守夜人（更夫）使用，这种作用仅由鼓楼来完成。

“定更”意味着“守更/守夜”的开始，从第一次打更（初更）起，每两小时打一次，依次为“一更/初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从定更到五更，更夫三两成群，游街敲更。

更夫（广州，1869年，John Thomson摄）

中世纪的公共钟（bell）是“行动的动力”和“有效的生产劳动鞭策”，而中国的鼓楼和钟楼保证了长夜的安宁。我曾提到，鼓楼和钟楼是明清时期北京中轴线上最高的两座建筑。然而，它们醒目的视觉形象并没有强化其报时的公共功能。由于这两座建筑只在黄昏至黎明时分发出声音，它们的声音和建筑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排斥的：在天黑时听到，在白天看到。

葡萄牙埃武拉（Evora），中世纪的钟

白天，钟鼓楼气势磅礴却又无声无息，实现政治控制。从皇权的角度看，钟鼓楼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控制，是因为它们集中了公众的视线，带来了一种统一和标准化的感觉。乾隆皇帝题《御制重建钟楼碑记》有言：

朕惟神京陆海，地大物博，通阛别隧，黎庶阜殷。夫物庞则识纷，非有器齐一之，无以示晨昏之节。器钜则用广，非藉楼表式之，无以肃远近之观。且二楼相望，为紫禁后护。（《四库全书》〈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

“且二楼相望，为紫禁后护”说的是钟鼓楼之于皇城的相对位置。明清时，北京由好几个“城”构成——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宫城（紫禁城）是天子的私人领地，深藏重重城墙内。宫城外的第二重城是皇城，包括皇家花园、禁卫军、王府、宰相府、太监府等，保护着宫城。皇城和宫城阻隔了内城三分之二以上的东西通路。

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要从城东到城西，必须要费相当大的力气，要么绕过地安门，要么绕到前门后面。如果他走第一条路线，就会经过鼓楼，穿过大大小小店铺林立的街道。这个行程有助于阐释鼓楼和钟楼位置的两个重要含义，进一步标志着建筑的社会身份和政治象征意义。

首先，与北京其他所有的皇家建筑不同，鼓楼和钟楼位于皇室领地之外，任何居住在北京或到北京旅行的人都可以进入。其次，以它们为中心的区域是北京城最繁忙的商业区之一。有关老北京的许多文献都详尽地记载了此处的酒家和商铺，强调了这里对不同职业和社会阶层的人的吸引力。

必须认识到，鼓楼和钟楼作为北京城市大众文化中心的名片已经隐含在城市的符号结构中。北京的设计者将这两座建筑置于地安门外，有意识地将它们与“地”，而不是与“天”联系起来。

皇城的南门是著名的天安门，与地安门遥相呼应，为“阴”、“阳”两极。地安门外的区域是帝国统治下臣民居住的公共空间，而天安门则象征着皇帝是全体民众的主人。作为北京公共生活的中心，鼓楼和钟楼既与紫禁城相抗衡，又从属于紫禁城。紫禁城对钟鼓楼的政治主导地位，最鲜明地表现在将它们设在中轴线的北端。这条轴线的象征性中心是紫禁城内的一系列王府，钟鼓楼因此被理解为皇权从王府向公共领域的深远投射。

紫禁城

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钟鼓楼和紫禁城中计时器的关系。前文提到交泰殿的两座大钟位于御座两侧，我们也讨论了钟鼓楼和两座大钟的对应关系。一方面，二者处所不同、可接近性不同、可视性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另一方面，二者属于同一个象征系统，也共同构成了这个系统。

皇帝私人领域的大钟象征皇权对“计时”的控制，而公共空间的鼓楼和钟楼通过声音表征了这种控制。钟鼓楼每日轮转一次，从寂静的“建筑的纪念碑”转变为“声音的纪念碑”。作为“建筑的纪念碑”，钟鼓楼的政治象征意义与皇城、宫城并列；作为“声音的纪念碑”，钟鼓楼的声音信号皇城和宫城之外的北京。

尾声：西式钟楼

几百年间，钟鼓楼的声音指导着北京人的作息、城门的开合和回家的时间。这个时刻表属于被城墙紧紧包围的北京居民。钟鼓声意味着永恒的重复，它是时间本身的形态，它没有事件、时机、日期、姓名。它唤起的回忆，用Pierre Nora的话说，是“一种整体化的记忆，一种全能、彻底、无意识、先天的现在时存在。这种记忆没有过去，而是永恒地循环着一种遗产，将祖先的昔日归入英雄、观念和神话的无差别时间。”

西方入侵古老中国后，北京这种报时和认知时间的传统受到严峻挑战。入侵给公共报时带来两个变化。第一，鼓楼不再发声。“八国联军”在1900年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占领了鼓楼，鼓面被刺刀划破。中华民国成立后，鼓楼更名为“明耻楼”，第一层改为京兆通俗教育馆。鼓楼多了一个身份，成为列强入侵和民族国耻的见证。

鼓楼意义的转变与中国从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息息相关。鼓楼和其它建筑遗址一道，激起了国人对亡国的意识。

因此，沉默的鼓楼变成一座“现代的”纪念碑，不仅服务于当代政治议程，而且不断变化的纪念性意味着传统的“整体化记忆”被以“事件”为核心的历史叙事替代。

与此同时，西式钟楼（机械自鸣钟）开始在北京报时。这些机械多放置于银行、海关、火车站、学校和政府机关的建筑上，成为西方科技、教育、社会、政治制度先进性的最具体、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但是，我们不能说西式钟楼取代了鼓楼和钟楼，因为它们从未真正构成一个实用的公共计时系统。北京的西式钟楼没有建在居民区，而是建在富于象征意义的地方。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西三面都建有三座著名的钟楼，其中一座属于北京的第一个火车站，另一座则矗立在两家实力雄厚的银行之上。

这些西式钟楼展示了它们令人生畏的高度和先进的计时器，不仅包围了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空间，而且还使其显得更加强大。然而，对市民而言，这些令人震惊的现代性公共象征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

北京的钟楼本身就是这个古老中国城市的入侵者，它们是一个外来“时空系统”的具体参照物。它们超越了城市的边界，将北京与伦敦、新加坡、上海和香港等地的西式钟楼连锁在巨大的殖民网络下，这个社会网络实现了启蒙运动对时间和空间的普遍设计。

天安门广场西侧，原日本大东银行西式钟楼

如果说17世纪的中国人把西洋机械、地图视作新奇玩物，那么20世纪初的中国人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些机械和地图的控制之下，以科学的名义将这个国家重新配置为全球时空体系中陌生的一份子。因此，西式钟楼的不朽性与传统钟鼓楼的不朽性属于不同的技术制度。

当公共时钟可以自走、自鸣时，传统的计时/报时二元系统就废除了。神奇的自鸣钟把时间从封建帝国的控制中解放了出来。公共报时的性质也改变了。公共报时不再是一份官方时刻表，而是去呈现“客观”的时间，一种“同一的”、“普遍的”时间。然而，鼓楼的沉默遗迹，不可避免地质疑西式钟楼的这种意义——在确立“普遍的”纪念碑性时，它不得不破坏“地方的”纪念碑性。